要不要抢救？到底听谁的？

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

  罗点点去医院大厅种“七彩树”，希望传播“生前预嘱”。医院的负责人婉拒了：“我们这儿是救死扶伤的地儿，谁接受得了你们说死呀！”

  她让朋友在公园的合唱团里发问卷调查，唱歌的阿姨们不乐意了：“活得好好的，这么早让我们想到死？”结果没多久，真的死了一个人。大家都开始思考罗点点说的事儿了。

  有时化疗是为了表孝心

  罗点点出了一本书《我的死亡谁做主》。新书发布会是崔永元主持的，他笑称“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，还不如一个80后小孩写的书好卖”，但没办法，“这是一种责任”。他还念了史铁生的话：“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，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

  春节时，罗点点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。大家都说“大过年的，说什么死不死的”。可看过书的朋友，又说“这是一份文明的礼物”。

  她告诉别人自己在忙什么，有家境差一些的人直接反驳：“你说的问题太高端了，我们面临的不是放弃，而是没有。”

  也有医生说，你们的理念挺好的，可在中国很难推下去。

  很多时候，不是医生，而是中国人“传统观念”这把最有力的手，把各种管子插入了病人的身体。

  有的医生一边看着胸透片子，一边对病人家属说：癌症晚期了，治疗的意义不大，但你们还是表表孝心，住院化疗吧！

  还有的临终病人本人都不愿做最后抢救，但他的子女怕别人说是自己不让医生治，硬把老人塞进了ICU的一堆机器中，眼巴巴地隔着玻璃流眼泪。

  除了孝，还有利。比如，有个病人的儿子跟大夫说，你再给我父亲延长一天，我给你1000块钱。这天是31号。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！因为费用不需他支出，他活着一天就从单位领一天工资，“下月的工资就有了”。

  实际操作中，“要不要抢救”到底听谁的？老人不想抢救，子女又有分歧，医生接受哪个？因此，现在医生出于自我保护，尊重家属的意愿远远胜过尊重病人的意愿。

  最后决定拔管子了，在过去，谈清楚了家属同意撤，是由医护人员拔。现在决定撤时，就告诉家属怎么操作，他们自己动手解决。

  一个微笑比一片安定重要

  有大夫说：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；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抢救他爹后，在地上磕响头；想起患者走后家属的干嚎，随后在门口冷静摊派丧葬费用；想起无耻“医闹”，不及时为逝者入殓，就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官司——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，人性毕现。

  罗点点团队里的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，他担任ICU主任几十年。

  这个从34岁就开始担任医院ICU主任的专家，23年后，却当着记者的面，泼了ICU一盆子冷水。他说，他害怕ICU没有人情味，害怕那种只有机器响的环境。ICU的发展，在胜利中却迷失了方向。

  他常提醒工作人员，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。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给机器旁的老人梳头、擦身体，抚摸他们，哪怕病人已经失去意识。

  在台湾，老师会让医学生们到一间黑屋子里，每个人躺进一个棺材，用手电筒的光，照亮遗书，慢慢地读完，体会“死亡的滋味”。

  “所以，医学是个贵族的学科，是自然科学中最具人性的，又是人文科学中最具科学性的。”席修明拍拍他面前字典般厚的《剑桥医学史》，望着窗外的大树，轻声说。

  这个一直与ICU打交道的大夫说，应该走出技术万能的魔咒，因为机器意志永远无法取代人性的甘泉。他早想好，如果自己快死了，坚决不住ICU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国外一些医生的选择。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“不要抢救”的铜牌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。

  死亡在这些医生眼里，就是油尽灯灭，再自然不过。正如《阿甘正传》中阿甘的妈妈对阿甘悄悄说的：“别害怕，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。”

  100天抽了100斤胸水

  文章开头老许的儿子小许，不赞成“生命的尊严”这样的提法。他还在电话里坚定地说：我一秒钟都不愿跟放弃父亲生命的医学博士陈作兵交往。

  父亲老许被检查出来是肺癌时，已经被医生宣判是“晚期的晚期”了，已经发生了骨转移和脑转移，能扫描到的可见肿瘤有26个。

  当即，儿子小许就决定：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钱和每一秒钟都留给父亲。而老许也想“活着”。看到一只梨，老许说：一千万买一只梨，我也吃不下了，以前不重视身体，太节省，要能多吃点儿梨就好了。

  小许说，用尽全力挽救父亲，是唯一能做的事儿，一个人连生命都快没有了，“尊严、自由、快乐”这些矫情的字眼儿有什么意义。

  他很清楚，父亲会最后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还租房到医院附近陪伴。

  化疗药是用进口的，还是国产的？这是一个选择。采用怎样的化疗方案？又是一个选择。要不要用最新的药？还是要选择。

  后来，癌细胞入侵了老许正常的血管壁，胸腔开始积水，肺就快要被液体淹没了。老许接受了第一根管子，从锁骨插进管，抽胸水。每天，那根管子都会抽出一斤粉红色的液体。“100天，抽了100斤”。

  也正是这根管子让老许多活了100天。

  管子还是没有留住生命

  可这根管子解决了憋气问题，又带进了空气，造成了气胸。而且管子也带进去新的细菌感染，老许正在朝一条不可逆的路上走。

  父子俩觉得每一步都无可选择，只有一起奋斗。后来，老许疼得左躺不是，右躺不是，坐起来也难受，疯狂地扭动身体。

  到后来老许的脾气也大了。有一次，儿子忍不住说：“爸爸，你就不能坚强一些吗？”可父亲的回答让他终身难忘。父亲说：“爸爸到这个程度了，坚强和不坚强有什么区别？”

  再后来，痰堵在了胸口，第二根管子从鼻子插进了肺。每天抽出黄黄的浓痰，他的肺一点点变成灰白色，像被棉絮裹着。

  进入ICU前的时刻，老许拉着儿子的手说：你们要照顾好自己。我觉得身体紧绷绷的，像被很多铁丝捆着，爸爸没什么文化，不知道什么是遗言，也许这就是遗言吧。

  先进的医学设备和药物让这句话没有变成老许的遗言。这位生命以“秒”计算的病人，最终挨过了那年春节。除夕之夜，昏迷的老许醒来后，对家人说：“过年了！我祝你们幸福！”

  父亲走后，这句话陪伴了小许很多年。如果没有抢救，他是得不到父亲这句“祝福”的。

  小许说，对癌症病人而言，没有尊严，只有活着。

  “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太多了！”尽管“人财两空”（花了几十万，还借了债），小许说，他丝毫不后悔当时的选择。

  如今，小许每次吃到梨，都会想起父亲。他说，这场经历，让他知道“梨的味道不是甜的，也不是酸的，而是平静的”。

  死亡的权利由本人做主

  罗点点说自己同样很敬佩那些插着七八根管子、选择与死神顽强抗争的人，“好样的！”

  她说，生前预嘱就是强调死亡的权利由本人做主，怎样选择没有对错，只要是自己的。

  有一次罗点点去美国纽约，专门参观了特鲁多的塑像。这里被称作医学的圣地。

  特鲁多的一生中，当医生的日子还没当病人的日子多。1837年，24岁的医学院学生特鲁多来到人烟稀少的撒拉纳克湖畔等待死亡，他得了那个年代的不治之症——肺结核。

  远离城市喧嚣，他的身体慢慢好起来。奇怪的是，每当他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，结核病就会复发，而一旦回到撒拉纳克湖地区，又会恢复体力和心情。后来，他在湖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专门的结核病疗养院。他成了美国首位分离出结核杆菌的人，还创办了一所结核病大学。当然，最终，他也死于肺结核。

  看着雕像，最让罗点点感动的是，盖在特鲁多下半身的那条毛毯。这条毯子让“医生和病人没有界限”。特鲁多的墓碑上刻着他行医生涯的座右铭：“偶尔治愈、常常帮助、总是安慰。”

  “而这句话正是当下中国医学界最缺少的。”罗点点感慨。

  王一方也想好了自己怎样“下课”。他说，最后的时刻，他拒绝用机器延长生命，他会让人给自己刮胡子，再擦点儿雪花膏，干干净净地离开。

  ICU专家席修明说，他不会在ICU走，他要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安静地对这个世界说会儿话，像一片树叶落地那样离开。

  罗点点也想好了最后的“生命的句号”。死后通过捐赠变成一副白骨，挂在一位高大漂亮的随便什么科医生的衣帽架上，每天和他一起面对病人，穿他的衣服，还听他用特别软绵的口气打招呼：“嗨！罗美丽！”

  相比罗点点他们可以预见的自我做主的死亡，老许最后的生命却身不由己地紧紧系在一根管子上。

  那年正月初三零点，老许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时刻。小许穿过空荡荡的走道找医生，医生决定再插吸痰管。

  而这一次，一直很配合医生的老许，再也不想做了。他用尽全力抓着大夫握着管子的手，使劲往外推。可医生有力的手，准确迅速地把管子从他的鼻子穿进，直抵肺。

  老许的预感是准确的，最后一管不是痰而是血。他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拔掉管子！”一个多小时后，老许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