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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外芦花分外柔
作者： 上传人： 发表时间：2016-12-27
窗外芦花分外柔
而今，每到春花秋月之时，西湖畔茶楼总会聚集许多老人，一边品茶，一边赏景，一边叙旧，这些人，或是早年的街坊邻居，或是昔日的同学同事，或是故旧亲朋。
多少年来，为了事业，为了家人，也为了一日三餐，起早落夜，忙忙碌碌。只是岁月不饶人，逝者如斯夫。退休了，空下来，往事也就不自觉地浮了上来。
2016年10月10日，我们在郭庄茶室遇见邱佩佩正在与昔日的邻里话旧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邱佩佩在杭州涌金初中读书，差不多五十多年过去了，老街坊相约茶楼，抚今追昔，旧日的少男少女，早就两鬓染霜了....。
也许邱佩佩只是无数普通人中的一个，人生平淡无奇，却代表了一代人的共同遭遇。
邱佩佩(2014)
我的父母亲
邱佩佩说，我1949年12月日生于杭州，父亲是萧山人，早年在乡下读过几年私塾。小时跟爷爷到杭州打工，在一家钟表店当学徒。
满师后，自己在邮电路口开了一家钟表修理铺，带了二个徒弟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，钟表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，一块表的价钱至少一百二十元。那时一位青工的月薪才三十元左右，算一算就知道，手表的价钱是工资的三、四倍，老百姓能不珍惜腕上的那块表吗？由此，父亲的钟表修理行业务兴旺。
父亲手艺娴熟，可说是钟表修理业的好把式，经他修理的钟表，无论何种牌子，进口的，国产的，甚或，杂牌货，只要到了他的手里，都会被摆弄得服服帖帖。
可以说，没有一只表，他是修不好的。
我母亲出生在杭州城里的一个读书人家，学校毕业后就在一家医院当护士。
婚后，放弃了医院的那份工作，在家带孩子。父母有四个女儿，我排行老二。等到小孩子稍大一点，母亲就到前进钟表店当出纳。
邱佩佩小时与全家(后排居中者为邱佩佩)
上世纪的1958年，国家对企业作坊进行“社会主义改造”。钟表行业有“全民所有制单位”与“集体所有制单位”之分。全民单位全市只有钱江、人民、亨达利等四家。
父亲那家钟表铺合并到青年钟表店，成为钟表店的经理。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。那些年，父亲在井亭桥、菜市桥、浙二医院附近的几家钟表店都工作过。
我们一家人住在杭州官巷口附近的一个大院里。
我的学生时代
只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是一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岁月。
小学毕业后，如果想继续升学，讲究的是“根红苗正”，查“家庭出生”，查“三代贫农”，“红五类“才够格，像父亲那样一个钟表匠，按照阶级划分，只能算是个“小业主”。
仅管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仍没考上公办初中。幸好民革与湖滨街道合办了一家民办学校，叫做“湖滨初中”，招收落榜小学生。于是，父母就将我送到了那家学校。
在校中，同学们颇有失落感，因为凡进那所学校的人，全是升学考试落榜者。按老师的话，学校的生源，不是红五类中的“乱头阿爹”，就是家庭出生不怎么样的优等生。
尽管如此，我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，我相信，只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将来就能有作为的，我相信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这句话。
我爱好文学，读过《青春之歌》、《牛虻》这样的革命小说，喜欢唐宋诗词，也看过五、六十年代的那些优秀电影，非常羡慕影片中的英雄人物。当然，我爱歌舞、爱戏剧，渴望有一天能考上戏剧学院，当一名演员，也梦想着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。
那些年，老师夸我作文写得好，同学邻居夸我有表演天分，是个“美人胚子”。
回眸一笑百媚生(1968)
只是到了初三时（1966），文革爆发了，在那个“阶级斗争”高于一切的年代里，家庭成份差点的人则是灰溜溜的。在学校里，革命群众、“红五类”纷纷张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批判斗争席卷全校。师生中有“革命派、造反派”之分。大家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”。
不过，如我们这样的同学只能站在一旁观看，自然而然成了“逍遥派”。
到了1968年，文革“打、砸、抢”的疯狂岁月稍有缓解。
接下来，掀起了“知青上山下乡”运动。学校进驻了工宣队（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）。我校来的是杭州热水瓶厂的工人，班里有了一个工人师傅，叫谢水根，动员大家上山下乡（教师们大多已经“靠边站”了。
有些先去的同学到了萧山农村，回来说，太苦了，还是建设兵团好点！
我与三个家境相近的同学（陆东东、周丽华、赵丽华）一起报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。
原来，大家只是在地图上见过“黑龙江”这个名称，知道那里有一块辽阔荒芜的土地，叫“北大荒”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？
临行前，父母与我们姐妹四人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。
我家姐妹四人，姐姐（邱蓉蓉）有点残疾（幼时得过小儿麻痹性），按政策规定，允许“留城”（不用下乡）；大妹妹（邱华华）已先我一步（在1968年）就去萧山插队落户了；我的一个小妹妹（邱萍萍）仍在校读书。
“上山下乡”在黑龙江建设兵团
1969年4月26日，我与许多年龄相仿的同学登上了北去的列车。
黑龙江战友(中排右2为邱佩佩)
经过四昼夜的行驶，火车终于将我们送到了黑龙江伊春市的汤旺河车站。
那是一个四、五月份的日子，江南早就春暖花开了，可在黑龙江仍在冰雪解冻之时。
下了火车，大家排队上了一辆辆卡车，经过三、四个小时的颠簸，将我们送到了一个叫做老屯子村的地方，有许多村民已经在那里等候大家了。
兵团请我们吃了一餐饭，二个实心馒头加上一碗蔬菜汤，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
我所在的部队，名称叫做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1团95分队20连”。不过建设兵团的战士不发军装，如果那位战友想穿军装，得自己化钱去买。
连队按军队框架，又分为基建队、蔬菜队、农业队、砖瓦厂、畜牧排等，还有炊事班、医务室等辅助单位。至于说知青们将要去那个部门，刚到时由连队分配。
上级要求我们到最艰苦的部门去，于是，我选了畜牧排的“猪号”，也就是专司连队的养猪。与我一起到猪号的知青共有8个，有哈尔滨来的知青，也有天津来的，至于说杭州人，仅我一个人了。虽说这个活又脏又累，臭气熏天，但我们仍然干得挺带劲。
黑龙江人养猪与南方有区别，他们是放养的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猪倌。
那时，兵团中有拖拉机，驾驶拖拉机成为知青想往的工种。大家多喜欢到拖拉机前拍照，我将这些照片寄给了远在杭州的父母姐妹，让他们也分享我在黑龙江过得日子！
与战友在拖拉机前(左1为邱佩佩)
记得我们当年有45元工资一个月（此数一直拿到我1975年离开兵团为止）。大致上来说，我们对收入还满意，对比之下，听说在浙江下乡的同学，拿的是工分，收入远不及建设兵团。
再则，那个地方就是有钱也没处化，我每月还能省下20元钱寄给父母。
有一次，连队组织到佳木斯学习，我们参观了刘英俊纪念地。当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刘英俊同志学习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我所在的连队离黑龙江很近，战友们常到江边玩耍作为业余消遣。
邱佩佩在建设兵团11连(1970)
部队有规定的探亲假，二年后（1971年冬），我终于获准回杭探亲了。每次有十五天假期，在我回家的日子，养猪这个差使交给别的战友干，等我回来后，再轮到别的战友休息。
我到萧山农村插队落户
那年回家探亲，我与父母亲一起到孤山玩，父亲给我们母女拍了这张照片
邱佩佩在杭州(1972)
在建设兵团干了整整七年，我觉得，自己开始懂事了，也长大了！
妹妹邱华华比我早一年（1968）下乡，在萧山河庄公社插队落户。
三年后，经公社推荐，抽调到杭州长征轧钢厂上班，而我依然在黑龙江当猪倌，离开建设兵团的希望渺茫。虽说兵团里有小伙子暗恋我。但想到父母的再三叮嘱：千万不能在黑龙江找对象，否则，你就是要一辈子在那里“扎根”，回杭州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会破灭的。
我就不敢动这个念头了！
父母反复思量，一个姑娘远在东北，实在放心不下，将来也没有什么盼头，想将我调得离家近点。好在妹妹在乡时是个赤脚医生，人脉广，她与公社、大队干部时常有往来。
于是，父母开始与她原来所在的大队（萧山河庄）干部联系，想将我调到萧山农村插队。虽说也在乡下，毕竟离家近，相互有个照应，而且，还有可能招工回杭州。
好在我家有个亲戚在区里做事，他与萧山知青办主任认识，于是，父母、妹妹上上下下的打点，千难万难，通过他们的帮忙，总算将我的户口从黑龙江迁到萧山农村。
我传承了父亲的本行，钟表业
不过，在萧山乡下我只做了半年多，到了1976年，国家有了新政策，允许下乡儿女“抵职”回城。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毫不迟疑地办了“提前退休”手续，让我回到杭州顶替她的工作。当年母亲在众安桥前进钟表店当出纳与修理工，我也就办了手续进了那家店。
自此，我开始学习父母的老本行，修理钟表。前进钟表店是杭州市钟表眼镜行业协会的下属单位。在我“抵职”回来后的第二年（1977），行业协会办了一个会计训练班。
钟表店派我去学了三个月，考试合格，拿了会计证书，成为前进钟表店的会计。
我在钟表行业一直干到1999年退休为止。
